四足机器人

事实上，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人大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也在特定情况下作出过相应的合宪性确认，肯定了地方的相关改革和探索。

中国宪法理解的财产权并非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而是建构了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现行宪法第9条、第10条）和作为普通生产生活资料的公共财产权、私人财产权（现行宪法第12条、第13条）之复合体系，[107]同时建立了对企业财产经营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现行宪法第16条、第17条），核心都是经济大一统逻辑下对纯粹私人财产权的抑制，防止个体或少数人垄断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或私人财富无序扩张，形成富可敌国的无组织力量。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规范结构，仍然极大程度上受到大一统逻辑的塑造。

具体而言，大一统对中国宪法的塑造，体现在政治—经济、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两对范畴的内容安排中，前者构成大一统的现代实质，后者则是在这个实质上主体内容的展开。[111]这与三权分立制度在性质上对国家权力进行水平切割，且互相制衡、互相拆台、互相对抗大异其趣，可以说后者不承认国家权力分层中的统一。[4]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10月31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120页。只要值守天道，君子所居之地就可化夷为夏，建立统治正当性，避免了类似欧洲历史上惨烈的宗教战争和族群对抗，孕育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合文化。[59]参见[英]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129][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8页。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统一汲取能力。（二）作为雇员发表言论 公共雇员以公民身份发言，其雇主的身份就成了宪法关系中的政府一方，而当以雇员身份发言时，其所在的政府部门就成了一般雇佣关系中的雇主，不同的法律关系决定了言论的性质。

其次，通过对照可以重新认识我国相关理论认知方式的特点和局限，并寻求优化的路径。关键词:  宪法 部门法 雇员言论 言论自由 一、引言 关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我国学界普遍坚持母法论的宪法观，也就是将宪法视为部门法的母法，部门法则是宪法的子法和具体化，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那么部门法中的权利也就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化。此案辗转打到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任职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时在1892年作出的一份判决书中写道：一名警察有宪法权利谈论政治，但他没有宪法权利成为一名警察。

在皮克林案之后，对公共雇员以公民身份发表言论的宪法保护达到了很高的程度，1987年判决的麦克弗森案[12]即为拓展公共雇员保护外延的一个案例。总体来看，当雇员作为公民发表与其份内职责无关的公共言论时，会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雇主的惩戒可能是违宪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例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禁止强迫个人自我归罪的规定，也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雇员。当作为雇员发表与其份内职责相关的言论时，雇主的惩戒则可能是合法的。最先明确表述这一规则的是霍瑞斯·伍德（Horace Wood）（所以又称伍德规则），他指出：普通的或无固定期限的雇佣应被首先认为是自由雇佣……如果当事人没有共同将雇佣限定为某一固定和有限的期间，那它就是无固定期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意终止。

当然，这种做法由于受到限制而不像原先那样普遍了。这与有自然权利倾向的客观价值秩序论对关系论的排斥是不同的，按照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理论，客观价值正是通过对基本权利进行三重抽象后形成的，即抽离基本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相对人和权利客体这些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这类事项因为事关维护民主价值而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优先保护，私人言论则不在此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在不存在公权力压制风险的场合，是不存在宪法权利的，雇员的言论在私人劳动关系中不产生宪法问题。

检察部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认定当公共雇员发表的言论与他们的职责相关，就不是在以公民身份言说，不是以第一修正案为目的，宪法不能使他们的言论免于雇主的限制。第三，言论给公众带来的利益超过维护政府雇主自身效率的利益。

二是区分内容的公私，即言论自身属于公共言论还是私人言论，是与雇主利益无关的言论还是与雇主利益冲突的言论。[29]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第806节、第1107节。

雇员即便出于公益目的举报雇主，双方的信赖关系也将不复存在，法律强制维持雇佣关系有勉为其难之嫌。例如，密尔认为个人仅在外涉关系事务上须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在自身事务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宪法与部门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分，反而是二者发挥其各自规范功能的基础。法律对不同情况的对待方式可能是极为不同的，在多数情况下涉及能否受到宪法保护的问题，而不只是保护程度的差异问题。雇佣自由原则后来受到来自制定法和普通法的一定限制，私人雇佣合同也不再被视为完全是个人性的，公法规则被引入以限制雇主的解雇权。但是，抽离了规范要素的客观价值，怎能担当裁决纠纷的规范依据呢？用客观价值裁量具体纠纷，对于宪法解释和权衡技术而言可能是一个巨大而不必要的麻烦。

[13]在这起案件中，法官再次区分了言论本身的性质和危害性，也依据对发言者身份的界定得出言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结论。第二，言论内容属于社会、政治事务等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事项。

[28]实际上，该法是2002年国会在发生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严重财务欺诈事件后通过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雇员，而非所有的私人雇员，这类公司因为涉及众多持股人的利益而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劳动关系中的雇员言论是否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化，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比较领域。

马文·皮克林（Marvin Pickering）是伊利诺伊州一名公立高中教师，他致信地方报纸，批评所在学区的管理层违规挪用学术经费建运动场，还指责管理层专横跋扈并对公众撒谎。这一行为恰好被采访白宫事务的摄影记者拍下。

词典含义肯定了言论自由是一项积极的价值，但其作为日常交流的概念，并不区分防备对象和规范标准，同样的话对雇主说与对政府说，可能被一概当成言论自由。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难以穷尽美国联邦法与州法并存、普通法与制定法并存格局下雇员言论规范的完整样态，所做的讨论和使用的资料主要是解释性的。二、公共雇员的言论 公共雇员一般指受雇于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比如学区或交通机构）的人员，有的法律也将前政府雇员和正在申请公职的人包括在内。言论自由属于宪法层次上的公民权利，公司员工就公司的失当或违法行为予以揭露当然属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范畴。

[18]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188号民事判决书。这种行为很不得体，也不应鼓励，但仍然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所以她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政府的处罚。

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理解，它暗示吹哨雇员无论公私身份都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雇佣关系则系基于双方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契约，私人雇佣关系如此，公共雇佣关系中本质上也遵循契约原则，公共雇员以雇员身份发表与本职相关的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所设定的目的和条件带有明显的政策特征，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在目的上的公共性、保护强度上超乎寻常的刚性是不同的。洛克、密尔、孟德斯鸠等人都曾提出关于公私区别的理论。

[33]到了19世纪，公私区别在美国法律话语中开始发挥特别的作用，私人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81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达特茅斯学院受托人诉伍德沃德案[34]中得到回应，马歇尔大法官主笔的最高法院判决意见认定，私人契约不得被立法所否定。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则有不同的理解，不少人士认为尽管其受到保护的程度是有限的，但私人雇员的言论终归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范畴。[3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3页。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

在有的判决中，法官认可雇员就这类解雇提起侵权诉讼。报社作为私营企业，有权决定刊发或不刊发某种观点，其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主要是交由言论市场来约束的。

也就是说，即便雇员的言论符合前两个要求，法院还会权衡言论是否超过了政府作为雇主维持日常工作秩序的利益。美国法的公私区分模式，与这种宪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典型地体现了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宪法和法律权利）的关系性特征。

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宪法观有把部门法讨论转化为宪法讨论的危险，部门法将不再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6]田小娟：《劳动者举报行为和忠诚义务的冲突与协调——比较法的启示与中国法的完善》，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79页。